现在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真是有福气！不用慨叹资料的难得，也不用把著录发布当成首要工作，只要坐拥书城，即可探寻甲骨文和商史中的奥秘。而在殷墟甲骨文发现后的头五十年内，乃至在集大成的甲骨文著录书《甲骨文合集》面世之前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则每有巧妇无米之叹，而有远见和抱负的学者则把搜集、著录视为
《甲骨六录》，刊于１９４５年，乃作者１９４０年以来执教成都齐鲁大学之余所获殷墟甲骨的结集，是名著《甲骨学商史论丛》第三集，列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。六录者，顾名思义，是六家所藏甲骨之汇总。依目录，这六家是中央大学、华西大学、清晖山馆、束天民氏、曾和?氏、双剑?。清晖山馆部分即陈中凡所藏，束天民氏部分即束世?所藏、双剑?者即于省吾先生之庐。双剑?所藏三片龟腹甲，实已在《双剑?古器物图录》中著录，胡厚宣先生再录之原因，是这三版卜甲片大字多，史料重要，故作摹本详加考释。其他五家中四家之甲骨，深究起来，都是刘鹗刘铁云的旧藏。
众所周知，王懿荣是发现殷墟甲骨文的第一人，他买到的甲骨大约有一千五百多片。庚子之难，王氏殉国，他所藏大部分被后人卖给了刘鹗。刘鹗自己又用心搜罗，最后得到的甲骨也有五千多片。而刘鹗本人也因庚子年买仓粮救济饥民事获罪，１９０９年流死新疆，所藏甲骨流散四处。中央大学、陈中凡与束世?之物，原是１９２６年商承祚先生和几个朋友合购的刘鹗旧藏二千五百多片中的一部分。商承祚先生曾在这批东西中选了六百片收入他１９３３年编的《殷契佚存》。曾和?氏所藏，经胡先生目验，也是刘铁云过去的藏品。
刘鹗收集的甲骨多是１８９９年安阳小屯村民在村北洹水南岸挖得的，由于龟甲易碎，基本上没有大片。１９０３年，他编印《铁云藏龟》选了１０５８片（其中有３片重的，４片假的），应是挑出来的精品，但里面大片字多、辞句完整的还是罕见，而且还有假的，可见民间私掘、古董行造伪风气对早期甲骨学之戕害甚大。（孙诒让先生１９０４年根据《铁云藏龟》所著的第一部甲骨学研究专书《契文举例》之所以会在卜辞释读上屡屡犯错，就与甲骨破碎太甚，不能窥得全豹有关）《甲骨六录》所录既然基本上是刘鹗的旧物，也免不了多是片小辞断，从商史研究的角度上而言，史料价值似不太大。又因刘氏甲骨几番转手，《甲骨六录》里中央大学、陈、束、曾四家所藏，中央大学一批已发表，其余的著录在《铁云藏龟》、《殷契佚存》等书中的也有若干片。如此说来，《甲骨六录》一书又有何意义呢？笔者认为大凡有如下几端。
此书在甲骨流传、著录方面有其地位。殷墟最早出的一批甲骨，多在刘鹗手中，但他印行的《铁云藏龟》不过著录了五分之一。此后罗振玉《铁云藏龟之余》刊布４０片、王国维《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》刊布６５５片、叶玉森《铁云藏龟拾遗》刊布２４５片、商承祚《福氏所藏甲骨文字》刊布３１片、商承祚《殷契佚存》刊布６００片、李旦丘《铁云藏龟零拾》刊布９３片、李孝定《中央大学史学系所藏甲骨文字》刊布２４２片，陆续又公布了１９００多片。而中央大学所藏只有李孝定摹本（错漏较多），未见拓片，也只算做了一半工作。《甲骨六录》除去华西大学和于省吾的１９片，共刊布刘鹗旧藏６５１片，虽然中大所藏和一小部分从前已著录，但这回增加了中央大学所藏甲骨的拓本，且陈、束、曾三家所藏３７０多片中绝大部分也算首次披露，况且与从前诸书相比，《甲骨六录》著录的甲骨数量也的确不少，虽然多是小片，也给学者认识最早出土的那一批甲骨提供了新的材料，且有裨于甲骨缀合，应该说是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。胡先生此书自序开篇曾自道：“治学之道，赖乎新资；考古之学，材料为尚。况甲骨古脆，出土易损，迁移辗转，动辄破碎，灾祸战乱，每致散失。故罗振玉谓材料之?集，尤重于研究；郭沫若谓秘而不宣，与藏之地下何异？俱以见?集材料与流传材料实为学者当务之急也。”《甲骨六录》集胡先生近五年时间内费力讨求借看或代为整理的公私藏品于一书，岂不正是他当时身在战乱时局却能全心全意搜集、著录殷墟甲骨文的写照吗？
著录体例较佳。《甲骨六录》六家各为一部分，每部分都有拓本、摹本和考释。胡厚宣先生在１９８５年出版的《英国所藏甲骨集》的序里说甲骨文著录“只有照片拓本摹本三位一体，互相补充，那才是尽善尽美”。这个标准是总结了８０多年来许多著录经验才得到的，在《甲骨六录》出版之前，甲骨文著录书或全是拓本，如《铁云藏龟》《殷契佚存》；或全是摹本，如《殷虚卜辞》《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》；或全是照片，如《卜辞通纂》附录之《日本所藏甲骨择尤》，像于省吾《双剑?古器物图录》能做到既有拓片又有照片，已是十分不易。而《甲骨六录》则是同时著录拓本、摹本的第一本书。平心而论，此书拓本不是十分清楚（可能石印之故），只能算是聊胜于无，摹本似不得已而为之，但此二者之结合，也是泽被学者的善举。虽然说，这以后照片、拓本、摹本三位一体的著录书也问世了一些，最近的如２００３年出版的《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》，但从辨认字迹的角度来说，拓本与摹本似更重要些。《甲骨六录》拓本的编次也较有体系，即按照董作宾五期说分为武丁、祖庚祖甲、廪辛康丁、武乙文丁等期（此书未见文丁以后甲骨文），每期内再按天象、祖先、祭祀、征伐、田猎、人物等事类排比。胡先生此种编排方法在后来的《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》《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》《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》《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》等书中都加以沿用，并在他总编辑的巨著《甲骨文合集》中发挥到最成熟的境界，可以说影响学界至深且巨。（从目前甲骨学殷商史研究的立场来看，此种方法得失参半：对于私掘出来的小片来说，倒不失为一种较理想的著录原则；但对于字多的大片和科学发掘品来说，就稍有缺憾。因为许多大版字多的甲骨内容丰富，往往涉及多个事类，要强分在某一类名下，难免顾此失彼，《甲骨文合集》中即存在这个问题；科学发掘品则一般按照考古学方法著录，重视甲骨出土单位，以期读者能据以恢复甲骨出土时的情境，《殷虚文字甲编》《乙编》《丙编》《小屯南地甲骨》等书皆如此，代表着一种更为科学的著录方法。）
材料与考释均有特色。就当时战乱环境而言，《甲骨六录》刊布的材料还是新颖可喜的。抗战军兴，祖国半壁山河沦陷，文化界退缩至后方，生活和学术条件都是异常艰苦的，在此种情形下，搜集殷墟甲骨之难可想而知。我们今日诸生可能已品味不到胡先生彼时的甘苦。这批材料对于物质、精神双重困顿的战时后方学术界是激励人心的。胡先生在自序评价这批材料说：“书中所录材料，以数量言虽不甚多，然其记事之辞、刻画之例、龟卜之制、四兄之称，皆极为重要。而双剑?三甲，实与中央研究院十三次发掘所得者为同一坑，举一反三，一脔知味，尤为至感兴会之问题。”胡先生曾作《武丁时五种记事刻辞考》（载《甲骨学商史论丛》初集），乃首次对殷墟甲骨文中之记事刻辞作系统深入的研究，此外他对甲骨文例亦投入很多精力来研究。故《甲骨六录》之考释，不但将甲骨上之字句一一释出，还特别注出每版文字之行款方向、时代、涂朱墨与否、是否记事刻辞，至于各片是甲抑骨、是腹甲还是背甲也不惜笔墨加以交代，很便于读者对各版甲骨有一全面体察。于省吾所藏三甲卜兆皆经刻画，胡先生多方论证应与中央研究院第十三次发掘的１２７坑甲骨为同一批之物，并请读者重视其卜兆与卜辞之关系、排列次序、兆辞等问题。在谈到三甲上卜辞文例时，胡先生总结说“甲骨文例在原则上皆迎兆刻之”，这一看法在最近公布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上表现得十分显著，颇见胡先生在甲骨文例研究上的功力与卓识。“四兄”之称，见《束》第四四片，其辞曰：“〔庚〕午卜，□贞：?于四兄？”胡先生认为即已见之“兄甲”、“兄丁”、“兄己”、“兄庚”四人。除上述以外，《甲骨六录》中《束》五五也很重要，该版为牛胛骨，约为武丁时期，其辞曰：“贞：勿于乙门令？”其中的“乙门”对研究当时宗庙建筑制度颇有启示作用。总的说来，《甲骨六录》考释部分渗透着胡先生研究卜辞、记事刻辞、甲骨文例的许多创获，虽有若干小的瑕疵（如未释出贞人“争”），但不防碍它在甲骨学史上享有一个突出的位置。
经过数辈学者百余年的不懈努力，摆在我们眼前必看的甲骨文著录书已堆积如小丘：《甲骨文合集》及其《补编》《小屯南地甲骨》《英国所藏甲骨集》《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》《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》，荦荦大观，真有唾手可得之感，为研究某一专题翻检诸书时竟会产生不胜其烦的念头，旧日里前贤为搜求材料奔波劳顿、费尽心机的场景似已成为尘封往事。览过《甲骨六录》，想想里面一片片甲骨从洹南刨出后，辗转负贩、流落众手，终于静静地躺在书页之间，又被详细描述、考释、阐发，不由得对胡厚宣先生生出许多敬佩之心！不了解一个学科的历史，就很难体会到从事该学科研究工作的真味，笔者看完《甲骨六录》，不由得叩问自己在甲骨学一途上是否有如前辈的专注、虔诚，是否能做到他们百之一二的成绩。有了如是自省，也算是很大的收获了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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